夏山:農禪是禪宗得以生存、發展之道

來源:文史茶談      發布者:賀雪垠      時間: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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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秧


“農禪”這種修持與勞動的結合,不僅對于印度佛教戒律,而且對于中國佛教其他各宗靠國家和百姓供奉的惰習都是一個巨大沖擊。南宗禪把它的僧團修持與生活方式同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緊密地結合起來,與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也進一步地協調起來,從而完成了它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部“中國化”內容,并因此而獲得生命力。


宋真宗時代,《百丈清規》被詔令為全國叢林的統一僧律。這之后,中國佛教寺院除做法事外,還要從事農林生產勞動和其他生產性事務的定制,遂代代相傳,至今尚在保持和發揚。不過,后來的普請已遠不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般只限于從事一些輕微的勞動,如四月佛誕摘花,六月曬藏、曬薦,節日前后清掃環境,平時院中劈柴擔水、摘菜收菜等等,皆屬偶爾為之。因為中國寺院僧人的生活還依靠化齋化緣、香火錢、做佛事、布施、捐贈、收款等多渠道、多來源。


杜繼文、魏道儒在《中國禪宗通史》里還提出:農禪群體的主觀目的雖然似乎在于避世求生,但實際上卻遠遠超出了這個目標。他們的理論和行動,沖破了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和秩序,在緊箍的社會道德和政治關系中,找到了一塊寬松自在的空間。


在這里,環繞他們的是大自然,主要活動是種田吃飯。人際關系簡單到不能再簡單。自然、田園、勞動、恬淡,叢林中彌漫著寧靜而協調的詩情畫意……禪宗的這類精神和境界,對于某些官僚和士大夫,也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封建國家給士大夫安排的出路,唯有仕途。推動士大夫走向仕途的卻是名教,名教是鉗制士大夫的最沉重的枷鎖。政云多變,仕途沉浮,暴貴與失落,是經常性現象。


因此,一旦失意,往往向禪宗中尋找退路。禪宗的批判精神及其否定權威的理論,完全適用于世俗范圍。它可以破除對權勢的迷信,也可以解除名教的束縛。士大夫用以發牢騷,舒憤懣,宣泄壓抑的心緒,既自由,又安全。他們還可以因此而重新審視名教體系,發現自我價值,探求另外的人生之路;有的即從此而淡化名利,潛心于山林田園的恬適自得。


南宋高僧大慧宗杲之《宗門武庫》載:“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圣后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云門。荊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對此,潘桂明在《中國禪宗思想歷程》一書里說,張方平所舉禪師都是當時杰出人物,他們以鮮明的禪風、反傳統的個性揚名于禪宗史。


隋唐的科舉取士制度可以籠絡部分知識分子,使他們躋身于仕途;士族制度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可以使他們優游自閑,蹉跎歲月。但是,這些都不能填補他們精神上的失落感。保守的、一成不變的傳統文化難以喚起他們的責任感和自信心,倒是一新耳目的禪宗心性學說和生活情趣起到了振奮人心的作用,在傳統儒家倫理學說體系和隋唐宗派佛教名相辨析的一潭死水中投下了一塊巨石。


我們還需要看到,懷海制定《百丈清規》的時候,正當安史之亂時期。處于黃河流域的天臺、華嚴、法相、律宗各宗寺院都遭到很大破壞,唯在江南及嶺南弘教的禪宗未受大的影響。這與他們深居山林,不與俗爭的禪農生活方式是緊密相關的。武宗滅佛以后,佛教大多數宗派或殘或亡,難以為繼,獨有禪宗卻依然挺拔且乘勢大盛,個中原委顯然是依靠自力而維生的佛教比依靠國主而謀生的佛教具有更深厚和堅強的抗災力了。


天臺等宗派不僅在教義和修持方法上難以戰勝禪宗,而且他們一面高念不“手提金銀”,一面卻趨利避義,逐祿市廛的生活方敦煌壁畫:《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經變》(可看出農禪思想) 式,這本身就是其自我爆炸的火雷引線。(文:夏山)



(責任編輯:李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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